十年在清华坚持开一门课  

出现在公众场合的钱颖一，很多时候是“批评者”和“谏言者”，但回到学校，面对学生，他眉眼都柔和起来。与他共事过的老师称他对学生“宠爱有加、如沐春风”。  

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十年里，不论多忙，钱颖一都坚持给大一本科生上《经济学原理》，这是奠定经济学基础的一门课。  

有学生对钱颖一在课上讲“抓大象”的笑话印象深刻：3个人去非洲抓大象，学数学的人要先证明至少存在一头大象；学计算机的要先写一个程序；学经济学的人说：不用去抓，把价格定得足够高，大象自己就来了。  

“能记住这个笑话也不错啊，从这里能看到价格机制的激励作用。”聊起学生，钱颖一兴致勃勃。他每学期还安排多场“院长下午茶”邀学生座谈，常问学生从课上学到了什么，在课外看什么书。  

有毕业生说，虽已不记得《经济学原理》课上的专业知识，但记得课程结束前钱颖一播放乔布斯的演讲视频《Stayhungry，Stayfoolish》，那时乔布斯成功的故事尚未风靡全球。  

乔布斯在其中讲到3个故事：不要太功利、面对失败怎么办、怎样面对生与死。播完后，钱颖一就告诉学生：“你们将面对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失败，就是期中考试一定有一半的人在班上排名是靠后的50%.”  

“我们的学生有个问题就是不能面对失败，一路考上来都是第一，从未落在后面过。所以一上来，我就得给他们做心理建设。”钱颖一说。  

十年只给学生上一门课，对钱颖一而言，确有遗憾，“没办法，学院还有这么多事呢！”他坦言，担任院长，对他来说，机会成本和代价非常大———十年里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研究中心。  

如今的钱颖一，已是两鬓风霜，头发花白。他在《大学的改革》中写道：“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觉得，改变中国教育的事业，是无价的。”  

↑在清华大学课堂上的钱颖一。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十年，不论多忙，他都坚持给大一本科生上《经济学原理》。 受访者供图

对 话钱颖一：清华能不能出“马云”，二十年后再看

近日，钱颖一接受南都专访，谈起他的“跨界”心得和体会。他说：我们以“育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育项目”为中心。教育的成果短期是看不到的。  所以，能不能出“马云”，要20年后再看。

促使我回国有“N个”瞬间

南都：你从经济学者“跨界”做院长，除了朱镕基的推荐还有什么契机？  

钱颖一：你问这个“契机”，我得回顾历史。早在1994年，朱镕基就对清华经管学院提出要建世界一流的经管学院。2001年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他说“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推动力”。2002年，经管学院就开始邀请海外华人学者兼职讲课。这是“需求侧”。从“供给侧”来看，我们这批人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去留学的，到21世纪初，不少已经拿到终身教职，有的还当了教授，也具备了条件。  

从那时起，一批华人学者陆续从海外回国任教，在我回来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后，施一公也回到清华任生命科学院院长。到2008年，中央还启动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可见这是一个“潮流”。  

朱镕基推荐我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他说我在美国大学待了很长时间，美国人“骗”不了我。  

南都：在你决定放弃伯克利加州大学终身教授身份回国的瞬间，你是怎么想的？  

钱颖一：促使我回国的，并不是某个“瞬间”，应该说有“N个”瞬间。2002年我刚回到清华为本科生授课，就感到很有意义。当时国内教授给本科生讲课极为罕见。我给本科生上课，学生们非常欢迎，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地上也坐满了人。但我没意识到这是一种“突破”———在国外，教授从来都要给本科生上课的。从这个“瞬间”，我看到了推动改变的可能。  

南都：10年来，你觉得是否达到朱镕基的期望？  

钱颖一：朱镕基院长早在1994年就提出要办世界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那时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我们距“世界一流”还很远。他对学院的工作一贯要求特别高。我每次跟他汇报，学院某些方面已在国内处于领先，或某项排名为第一时，他总是不满足，屡次对我说，那个不算数，要做公认的第一。后来再去汇报工作，一旦说到排第一，我都会说“距离公认的第一还有很大差距”。  

一方面，他对我们的期望很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他就是这样的热爱清华、热爱经管学院。  

解密顾问委员会哪位顾问最难请

南都：你担任院长后，拥有超豪华阵容的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曝光率特别高。  

钱颖一：顾问委员会在2000年10月由时任院长朱镕基发起成立，他至今一直担任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  

顾问委员会成立之初，主要是闭门会议，为学院建设出谋划策。后来，通过论坛、对话、走进课堂等，委员会逐步开放，让学生教师能更多参与其中。这也是创新。近年来，顾问委员会邀请国内外引领新经济的企业家，如国内BAT的李彦宏、马云、马化腾，国外有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Facebook的扎克伯格等，增加了顾问委员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南都：委员会中的哪位顾问最难请？  

钱颖一：没有“最难请”，每一位都很难请，但也都很容易请。说难请，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忙人；说容易请，是因为他们都对加入顾问委员会深感自豪。邀请每一位委员，需要做非常多跨国又跨界的沟通。我在10年前邀请黑石集团的苏世民（StephenA.Schwarzman）的过程就非常有趣。苏世民和我当时都是哈佛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我曾当面跟他提出邀请。他还要通过黑石集团中国区对学院做更全面的了解。很巧的是，当时黑石集团中国区负责人是梁锦松（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前任司长），梁锦松与我当时都是中国工商银行的董事。所以在工行开董事会时，我又与梁锦松沟通。  

南都：从会见到扎克伯格演讲，顾问委员会好几次被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  

钱颖一：被如此关注，完全是意外收获。苏世民书院的成立，也是意外收获。苏世民对中国教育有深入了解后，就捐款成立了苏世民书院，引起全球很大的关注（注：2016年9月10日，苏世民书院举行开学典礼，中国国家主席、美国总统奥巴马分别致贺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仪式并致辞）。最近，一位毕业生告诉我一件关于苏世民书院的趣事。上学期，在耶鲁大学的咖啡厅里，她听到隔壁桌的两个外国同学在聊怎样才能进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放在十多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啊！  

为什么我会批评“短期功利主义”，就是这个原因。我在做顾问委员会工作时，没有想过让苏世民捐多少钱，只是想让委员们带给学生更多启发。  

清华能不能出“马云”，二十年后再看  

南都：你曾邀请扎克伯格到清华x-lab跟学生交流，你很看重学生创业？  

钱颖一：清华x-lab的定位是“创意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我们从创意开始，就是思想上的熏陶，重点培育具有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的人才。这里有57%是创意阶段的学生，36%是创新阶段的学生，真正创业的学生只占7%。我们以“育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育项目”为中心。  

南都：未来有可能从这里走出一个马云吗？  

钱颖一：教育的成果短期是看不到的。所以，能不能出“马云”，要20年后再看。如果一定要说现在就创业的，我们学院也有。我们学院的管理硕士在读学生李靖，做了款产品“李叫兽”。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29日，百度以一亿元收购了他的公司，还任命他为百度最年轻副总裁，才25岁。但我们并没有高调地宣传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太急功近利。

教育改革“先做后说是聪明把式”  

南都：你在经管学院成功推动了多项改革，经济学者跨界教育，有优势吗？  

钱颖一：经济学科的背景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教育问题。经济学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最后回归到几个简单假设，强调考虑供给、需求和激励。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帮助我在改革中发现问题、抓住重点。  

另外，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是在约束条件下优化，寻找效率改进和增长的空间。我很自然地会在“约束条件”下做改革，达不到最优就找次优，找不到次优，再退而求其次，总之，要有改进。  

我也充分吸取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经验，比如在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双轨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经验全都用上了，所以改革的过程比较平稳。  

南都：通过这些改革你收获的经验是什么？  

钱颖一：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是先做后说。在我们做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前，有学校曾推动过，在没取得共识之前先公开说了，结果没做成。我们吸取了教训，先跟老师沟通，听取各个层面的意见，取得共识后才开始改。在改革进行了一个阶段，新的制度稳定后，才开始对外说。  

一直以来，清华的风格是只做不说。不说带来的问题是，改革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也很难获得一般性，所以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和推广。  

柳传志曾经说过，“光说不做是假把式，光做不说是傻把式，能做会说是真把式”。我很赞成他的这句话。我还要给他再加一句：“先做后说是聪明把式”。  

政府深度参与商业决策的模式应该淡出  

南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你比较早地建议中国经济转型要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钱颖一：我是在2015年的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时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新型政商关系，那时还没有太多人说这个问题，但当时我觉得很重要。在201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总书记也说要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受到企业家的广泛认同。  

南都：新型政商关系具体是怎样的？  

钱颖一：所谓新型政商关系，就是建立在透明、规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政府与企业之间要有一定距离，同时企业办事也不需要有繁琐的审批。  

南都：为什么觉得新型政商关系很重要，还称它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  

钱颖一：这就同我过去对中国转型过程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机制的研究有关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体制中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是企业与政府、商界与政界之间的紧密关系。  

这种紧密性，给中国经济带来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带来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造成的扭曲，还滋生了一些腐败。这些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最近这几年查处的腐败官员案例中能看到，他们不少都是在与企业过度紧密的关系中出事的。  

随着在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政府深度参与商业决策的模式应该淡出。但目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服务性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所以会出现一些政府“不作为”的现象。

南都：从这两年改革来看，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进展如何？  

钱颖一：肯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阵痛。之前给“十三五”规划实施第一年做评估，我就谈到了当前“简政放权”中的一些新情况。比如政府部门把“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是正确的方向。但由于种种原因，备案制细则迟迟不能出台。  

在政商关系中，在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我想会有一个“U”形的过程，就是从过去的“边作为边腐败”但是事情能办成，到现在的“不作为不腐败”事情办不成，再到将来的“有作为不腐败”事情也能办成。现在还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南都：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你对破解“不作为”有什么建议？  

钱颖一：解决政府“不作为”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的那种“作为”，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只有在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框架中，重新定义政府的服务性作用，确立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中的独立地位和主体地位，这样才能既限制政府腐败，又能把企业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