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增长有其偶然性的因素，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一个小小的创新，可能会突然开始扩散，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往前追溯数代，我们几乎都是穷人的后代。我的爸爸是个农村娃，拼命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不再当个农民，而我的奶奶一辈子都没有上过学。穷人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这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穷人的道义所在。但是，怎样才能让哪些在贫困线之下挣扎的穷苦大众改变命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经济增长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人生的幸福和心灵的安宁，经济增长不可能保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环境，经济增长也不会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但是，经济增长确实可以立竿见影地减少贫困。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最快速的贫困削减；相反，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首先遭殃的就是穷人。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的很多工薪阶层，一夜之间又掉到了贫困线之下；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原来的中产阶级被甩进了贫穷的深渊。当人均GDP增加之后，饥饿、死亡率、贫困率都会下降，而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不仅贫困人数庞大，而且意味着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孩子们忍饥挨饿且没有上学的机会、妇女受到歧视和压迫。 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大哉斯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说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是如此令人着迷，经济学家一开始想就没工夫再去想其它问题了。遗憾的是，一代代经济学家上下求索，却仍然没有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艰难的探索，留下的是一串失败的教训。这些失败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正是这些失败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解。 最初，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投资缺口，这一观点建立在多马模型的基础上。多马模型号称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理论模型，但这一模型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多马假设生产能力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之所以这样假设，是因为多马在1946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失业，多马认为这将是一个常态，工人将追逐机器，所以只要集中考虑资本存量就行。如果我们假设产出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关系，那么，产出的变化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也会保持固定的比例。进一步，我们会推出来，GDP的增长率和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将保持固定比例。如果我们心目中有一个合意的GDP增长率目标，就能求出与之对应的合意的投资率。投资来自于储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不够高，这就存在“投资缺口”。 为什么发达国家会想到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借助外资弥补“投资缺口”呢？这是由于冷战的背景。有一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认为，苏联等计划体制国家能够通过“强制储蓄”，更快地提高其投资率，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是计划体制的“特定优势”。如果西方不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就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参议员的注意，他叫约翰·肯尼迪。肯尼迪成功地敦促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 大规模对外援助的结果如何呢？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对外援助实现了经济增长。影响投资决策的是投资的回报率，如果投资的回报率高，人们自然会乐于投资。但对外援助无法提高投资的回报率，所以当这些受援国拿到更多的钱之后，它们只是把这些钱轻易地挥霍掉了。 痛定思痛，经济学家们又提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为了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要劝说它们对教育和科研进行投资。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教育爆炸”。1960年，只有28%的国家实行了100%的小学普及教育，如今，一半以上国家都完成了这一目标。1960年，29%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大学生，现在，没有大学生的发展中国家寥寥无几。但是，教育爆炸推动了经济腾飞吗？没有。1960-1987年间，赞比亚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高于韩国，但其经济增长率却比韩国低7%。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民受教育年限并不逊色于西欧和北美，但其人均GDP却远低于后者。比如，美国的中学入学率为97%，乌克兰为92%，但美国的人均GDP却相当于乌克兰的9倍。科学技术也不会自动地带来经济繁荣，因为科技必须和市场结合。记得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当领导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自己在前面跑，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上来。技术过于超前，市场没有更上，那么这样的创新就只能是先烈，不可能是先驱。 还有经济学家主张节制生育，他们认为人口太多是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联合国也跟着起哄，他们购买大量的避孕套，免费发放给发展中国家。在萨尔瓦多和埃及，人们收到的避孕套太多，根本用不了，当地的人们别出心裁，把这些避孕套当气球吹起来，装点足球场。 避孕套的价格大约为33美分一只。要不要孩子是人生的大事，难道夫妇们会因为33美分而改变自己的决策？与其说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当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之后，人口出生率自然就会下降。在农业社会，甚至到工业社会初期，孩子都是“投资品”。五岁的孩子就可以去打猪草，十几岁的孩子就可以去当学徒，给家里赚钱。可到了现在，孩子成了“消费品”，不，更确切地说是“奢侈品”。没有哪个父母会出于获得回报的目的去养孩子，现在养孩子的唯一动力就是图个乐，以苦为乐。父母怎么可能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呢？ 人口多，真的就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吗？如果经济体系出了问题，没有办法把每个劳动者的潜能发挥出来，当然会引起粮食紧张、就业紧张等问题，但如果经济体系运转顺畅，人口数量增长就意味着劳动人口增长，自然会增加经济活力。人口密度增加之后，还会扩大市场的规模，导致分工进一步细化，同时刺激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利好消息。人口到底是累赘，还是财富，不是人口本身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在探索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还发现，政府有时候可能会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原因。政府的失误可能是出于无心，比如有的发展中国家急于加速经济增长，不惜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放水，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举债，尤其是借了大规模外债，最终导致债务危机；还有的发展中国家一度信奉自力更生的政策，闭关锁国，拒绝和国际市场来往，失去了通过国际贸易的渠道学习到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机会。 也有一些是政府有意犯错。官员并非圣贤，在错误的激励机制下，他们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公众的利益。腐败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很猖獗，简单地说，腐败相当于对企业的经营额外增加了一道税收，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一个腐败的体制下，规则极其不明晰，企业家不敢进行长期的投资。如果寻租比创新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企业家会把他们的才能都用于和官员搞好关系，称兄道弟，而非调查市场、研发新产品。 如果我们并没有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而且经济增长还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和限制，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案例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增长有其偶然性的因素，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一个小小的创新，可能会突然开始扩散，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1980年之前，孟加拉国几乎没有服装业。全国的服装工人加起来不到40人。这一年，一位孟加拉国的企业家努尔·卡迪尔创办了一家服装公司。卡迪尔曾经做过官员，他交游甚广，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韩国的大宇公司。大宇也正想找到一个海外的生产基地，绕开美国和欧洲对韩国衬衣出口的配额限制，双方一拍即合。 1979年，卡迪尔送了130名员工到大宇接受培训。孟加拉国的工人学得很快。1981年，卡迪尔的公司就终止了和大宇公司的合作，他们现在能自己干了。1980年，卡迪尔的公司生产了4万件衬衫，到1987年，产量就达到了230万件。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卡迪尔送去培训的130名员工中，有115名后来离开了卡迪尔的公司，自己当了老板。他们不仅生产衬衫，还开始生产裤子、背心和袜子。不到10年，孟加拉国的成衣出口额达到了20亿美元。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济增长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这种出人意料的偶然性。凡是为政者自认为能够通过设计、规划、指导，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会以失败告终的。要想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要有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鼓励人们去创新。即使在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中，创新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为政者只能耐心地等待、细心地观察。创新和生活中的美一样：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对美的观察。最终，一旦发现有好的创新，政府就可以担当起推广者的角色，好让这些成功的尝试能够迅速地溢出，触发创新的链式反应。“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经济增长之所以如此稀缺，归根到底是缺乏不挡道、不盲动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