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老师，中国有句古话“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让我们从人生经历谈起吧，少年时代的自己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是个文学青年吗？ 答：我出身农村，深知“面朝黄土背朝天”之多艰，农村劳动太苦了，读书是一条出路，打小就接受父母耳提面命，一定要读书成功考大学，走出田野到外面的世界建功立业。我没有像大多数儿时的伙伴一样作农夫，而成为教书的先生，有些偶然，但也是父母期待中的选择。父母没什么文化，但分外愿意读书谋出路。家里也没有什么文学书，但我从小酷爱读书，小学四年级就知道从旧书摊儿上买来没有前后皮儿的《三国演义》，从一位姓杨的同学家里借来崭新的《西游记》，一遍又一遍地读，当然，饥不择食的时候，在家人看来属于不务正业范围的金庸、古龙的小说，也都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过不少。小学、中学遇见几个不错的语文教师，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把上学看成是件有兴趣有意义的事情。 我确实是个与文学结缘很早的人。从小读书就能穿透纸页被书中情节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一点至今未改。这种爱好对我的语言文字底子有巨大帮助，不仅因此文字能力和精神世界得到较早的培养，而且因此从小便意识了正义、文明、人格尊严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到高中毕业，中国古典小说就读得差不多了，西方文学的中文译著也读了不少，以至于后来大学读中文系，老师列出的许多推荐书目，都因为中学甚至小学读过不少，就没有很认真地再去研读，至今还觉得多少有些“得之东隅，失之桑榆”的感觉。 2、王老师，您进入大学后是否有经历过对前途的迷茫阶段？比如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能描述一下您是怎样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吗？ 答：当然有过迷茫，想象的大学是白发的先生，漂亮的女生，恰同学少年的花样年华，知心姐姐一样的辅导员老师等。现实与理想差距很大，当时颇有几分“一不小心落草郑大”的感觉。不过我也善于立足现实求发展，尽可能多地阅读和思考，用知识殿堂的华丽辉煌来弥补现实课堂教育的不足。 每个人的大学生活都很充实。当时，在请教学姐、师兄的基础上，大致规划大学生活之后，我采取学习和社团活动两路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大学生活。学习方面，兴趣广泛，除了文学书籍，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社科类的书籍当时都是我的钻研重点。社团方面，积极组织参与新闻与摄影协会的活动，很认真地做了一届会长，组织采风郊游，创办展板橱窗等，获得很大锻炼，从交流中受益良多，也交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在这种学习、思考和社团实践中，自己明显感觉渐渐丰满起来、成长起来。其中，一门次功课不及格，两次代表学院辩论队出征，三次作为运动员参加校运会，大三参编的《实用办事口才》出版发行，大四社会实践成绩突出受表彰等，至今历历在目。最重要的是，在我的思想深处，理想和知识在逐渐结合中相互激发，个人也从知识中获得了许多难以言传的快乐和信心。 3、王老师，您既是大学讲师，也是培训讲师，请您谈谈传统的学校课堂教学与日益火爆的总裁班教学的关系？ 答：这个问题，我曾和朋友认真地探讨过。总裁班与传统的学生课堂教育看似联系不大，其实这牵涉到一个“我们应该怎样培养社会人才的问题”。总裁们是商界的精英，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偶然因素，还有更多的必然因素，例如： （1）观念问题。一个乞丐拾到重金后也只是想：我要多找几个要饭的帮我要饭，这样我就可能多得些钱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借鸡生蛋，利用有限的资金，让财源滚滚而来。我们在教学中对学生讲过这些“课外知识”了吗？ （2）过人的交往能力。成功的企业家们都是善于交往，能够记住别人所需，合理利用人才，善于发挥团队力量的有心人。我们的学生还有很多害怕交往、羞怯扭捏的学生，不知道为别人着想，妒忌别人的长处，缺乏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我们给以足够的重视了吗？ （3）讲信用，善于从长远处看待问题，不斤斤计较，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难题，应该怎样克服这些困难？例如自己的企业与同类企业比起来，自己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我们的学生，特别是中国的学生，答起考卷来分数很高，但是到了社会上，很多都成了“高分低能”的人了，更不要说长远眼光了！现在很多大学生信用缺失，他们怎么能够成为总裁？ （4）创新思维。没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就能发财的，他们利用创新思维赢得第一桶金，上规模后也非常重视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在教育现实中，我们的学生是上学年数越多，创新的火花熄灭的越多！ 我们总裁班的学习方式就要灵活务实许多，我们在课堂之上更尊重学员的个性发展，总裁们也都赞同头脑风暴的交流方式，更能做到时时处处唤醒“问题意识”，鼓励“奇思妙想”，容忍“胡思乱想”，欣赏“异想天开”。 4、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得到老师的教诲和点拨，在您的求学生涯或现在的工作中有过什么印象深刻的老师呢？ 答：许多老师都帮助过我，有的是一句话警醒梦中人，有的是学术魅力折服我年轻的心，有的是一些具体的指导或者支持。难以一一列举。有的老师是书本上的作者，有的甚至是历史中人。有的是从未谋面的外校老师，像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王兆鹏老师。当然还有其他许多老师，都给我很多指点和错爱。教育和爱护是一个知识人成长中的精神食粮，没有那些老式的点拨、提携、栽培、眷顾，就没有今天大学执教的我。对于这些帮助过我的老师，我一直把他们放在心里。 5、您是怎样选择走上讲坛的？您还负责学生管理工作，两者有没有冲突啊？ 答：2002年我大学毕业，当时我们是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工作的压力还是蛮小的，但是很多工作我不熟悉，心里不踏实，于是就选择了从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只是从讲台下走上了讲台上。兼做学生管理工作可以让我更全面地了解学生，我的课堂一直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许多学生身边的活动、学校的变化，都可以在我的课堂里成为教学案例。我感觉两者结合得好，可以相得益彰。 6、许多老师普遍反映，大学扩招工作量饱满，老师们都很勤苦，多感疲惫，为什么您总是一副春风得意、活力四射的样子？ 答：学校无小事，老师是楷模，我们做老师的在校园里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在课堂上，面对学生们锐利的眼睛，作为老师的，岂敢不活力四射？在课堂外，第二课堂同样是我们要精心耕耘的一块试验田，校园里到处都有自己精心策划的活动在进行，心情自然喜悦。再加上性格使然，我天生就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间多，自然也是青春焕发，呵呵，还有我本就年轻啊。 7、我随便问了问几个听过您课的同学对您的评价，大家一致感觉您的课“特别有激情”、“分外有趣味”、“知识很渊博”。对于自己的教学风格，您怎么看？ 答：“教学风格”还远远谈不上，我只是很用心地去对待每一节课。我是一个红色性格的人，主动热情健谈，喜欢跟同学们面对面地沟通，了解同学们关注的热点焦点是什么，特别喜欢讲课的方式，因为教学策略也是知识传播方式的一种，我研究传播学的过程中都曾用心捉摸过，在自己的课堂上，很自然地能够有意识地去追求知识传播的效果。我最开心的就是，学生能够喜欢自己的课，能够在我的课堂上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8、不少听过您课的学院反映，您在课堂上特别注重问题意识的培养，经常要求每个学生每次上课都要准备一个问题。但是问题的提出对有些学生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答：我始终认为，教室就是学生犯错误的地方，问题的提出可以表明学生思考的程度，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也没有关系。只要是带着问题学习，就能提高学习效率。学生的问题还可以促使老师不断补充教义，变得具体、丰满、有针对性。在学生普遍感兴趣的问题的导引下，自动生成的课堂教学过程，学生受益最多，老师也往往能够受到很多启发，这应该是我一直努力的“教学相长”的方向。 9、您认为，与其他职业相比，做讲师应有哪些特别的要求？ 答：讲师不是人人都能够做的，这是一份良心活儿，需要我们“爱岗敬业”、“博学多闻”、“言传身教”、“推陈出新”、“谆谆善导”等等。 10、面对同学们有什么寄语或期望？ 答：生活充满诱惑，更要懂得执著，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从手头的这一件事情认真做起，不管多难不要轻言放弃，相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在今朝！ 11、你认为人生中最值得自豪、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答：我总是能够在正确的地方，找到正确的人，选择正确的事情。比如，在求学过程中，找到自己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老师；在终身大事上，找到自己愿意白首偕老的人。 12、你认为人生中最失败的事是什么？ 答：还没有。恐怕到死的时候才能知道。凡事发生皆有因果，凡事发生皆有承担，事情总是在具体背景下让我们选择，事情总是可以体现努力程度的。 13、您有没有座右铭？ 答：具体没有，大致则有，比如事事我曾努力，成败不必在我，活在当下要珍惜，助人助己是一体。 14、有人说，继承季羡林先生做人做学问的精神就是对他最好的缅怀，您觉得我们年轻人都有必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么？ 答：我们通常说“做人要厚道”，我理解青年人的厚道应该不仅是道义上的宽容，还要包含“厚爱学术之道”的意思。治学决不仅仅是研究专业知识，也是为了琢磨做人。可惜的是，读书可以由别人为自己设定明确的学习目标、课程大纲及检测手段，而做人则全靠个人来为自己设定这一切。谁不意识到这一点，就不能很好地把握学习机会，就不能事半功倍地步入学术的殿堂，也就不能更好地成长。当然，治学的过程充满着苦与乐，没有苦就没有乐，苦中求乐，先苦后乐。许多年轻人因为不愿吃治学之苦，所以从未体会到治学的快乐、创新的幸福、充实的满足，这是很遗憾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