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8年6月份到世界银行工作的，9月份就爆发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结束在世界银行的工作之后，我写了一本书，《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界银行四年对国际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如今已经过去四年，我很高兴的是，在那本书里面的分析与判断，现在来看基本是正确的，其中的政策建议今天看来还是有效的。当时我的判断是，欧美国家恐怕很难从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当中复苏，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的长期疲软态势之中，全球经济也会因此而长期疲软。

　　我从2009年就开始表达这一看法，只是当时认同这一看法的人很少。我之所以得出这一看法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或者是任何国家如果出现金融危机，真正要得到复苏，必须有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改革从短期来看是收缩性的，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想要真正推动起来相当不易。

　　过去经济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发生时，国际货币组织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是三把斧头：

　　第一把斧头是进行结构性改革，由于结构性改革是收缩性的，为了对冲收缩；

　　第二把斧头就是让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贬值，从而增加出口，创造国际市场需求，以此对冲结构性改革的收缩，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

　　第三把斧头就是给予发展中国家一些援助，以渡过短期难关。

　　但2008的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他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相互竞争，哪个国家如果要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出口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必然造成竞争性贬值，结果大家都无法以贬值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过去八年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G20必须有心理准备，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的疲软可能会延续相当长时期。

　　在这种状况下，我当时的想法是找到一个方式来替代货币贬值，以便给发生危机的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也就是说，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外部需求让发生危机的国家来对冲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收缩。我当时的政策建议是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发生危机后的发达国家必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产能过剩时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是零利率或者负利率，也不会将资金导向实体经济的投资。低利率政策使得发达国家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并且会短期资金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造成短期资金大进大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宏观管理上的挑战。

　　如何将这些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方面的投资？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完善，投资机会相对少，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有很多瓶颈，因此，G20可以考虑创造一个机制，把资金投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根据研究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0块钱的投资，就会增加7块钱的进口，其中一半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足够大，其产生的对发达国家出口需求增加的作用就会像发达国家货币贬值创造的需求一样。这个概念在2010年首尔峰会上的首尔发展共识中有所体现。首尔共识的第一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10年，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大家有共识，但是没有人给钱，变成了一个空头承诺。

　　很高兴的是，在本次G20的八个议题工作组中依然有投资与基础设施。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很重要，而且能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因此，基础设施工作组能否把基础设施投资做实？能否建立一个具有储备货币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外汇储备多的国家出钱，并把主权基金和退休基金引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机制？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沿着投资的思路来看，在经济疲软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经济疲软时，现有的产业会出现产能过剩，因此无论利率再低，发达国家的资金也难于投向实体经济。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大多还处于中低端，即使中低端产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还可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机会比发达国家更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在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将流动性充足的资金引导到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投资，而不是短期的大进大出的投机性资本流动。我想这就要求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协议框架。目前世界上有3000多个双边的投资协定，但是还没有一个多边的投资协定。所以，我建议G20探讨多边的投资协定，以利于将发达国家的资金引导向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产业投资。

　　第三个建议是探讨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在《从西潮到东风》书中，我也谈到重新构建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现在大家谈论较多的是如何把SDR做实做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SDR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以国别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然存在的，储备货币国的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冲突的内部矛盾。虽然SDR允许人民币入篮，但是还是以主权国的货币作为基础组成的，它的内部矛盾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超越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为此我在书中提出了纸黄金的概念。我认为G20很难迅速做出如此根本性的改革建议。但是，可以开始讨论。我很高兴看到在八个工作组中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工作组，这个改革工作组可以允许有不同方案的讨论。

　　目前更多的讨论是如何把SDR做大，但是，如果发达国家或者说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的经济形势不好，它的货币政策必然还是以自身的需要来制定，导致SDR的基础非常薄弱，好像把一个大厦建立在沙滩上面。对此，我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回到当年凯恩斯提出的班柯（bancor）货币方案，在班柯（bancor）的基础上给予改良。目前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抛弃现在的货币体系，做大做实SDR是中间步骤，但是最后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因此，在这次G20会议上，可以开始这一方面的讨论。

　　文／林毅夫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