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一个近乎老大难的问题，只有通过构建四大支柱，才能从根本上对浪费现象进行革除。

建国以来，我国曾发起过多次反浪费、提倡节俭的活动，当时效力很大，但是浪费行为一直未见终结。据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消费者每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其它各类浪费花样翻新，各类繁多，触目惊心。最近中央开始向“舌尖上的浪费”亮剑，要求元旦春节期间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廉洁自律，严禁公款宴请等拜年活动，这样的制度规定，无疑对公款吃喝、奢靡接待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但问题是未来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运动式反浪费，彻底杜绝浪费现象？答案是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制度建设，只有科学与可操作的制度才能根治浪费顽症。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反浪费急需建立四大支柱：认知（cognitive dimension）、习惯（normative dimension）、管制（regulative dimension）与组织（organizations）。

其一是构建反浪费的社会认知支柱，也就是让国人从骨子里建立起浪费可耻的认知观念，这样的认知观念从娃娃抓才最有效。日本早已进入发达国家，但普通百姓对于粮食一直存敬畏、虔敬之心，几乎到了过分的地步，这种习惯与日本人从中小学就一直被反复贯输日本是资源贫乏国家的教育有关，大吃大喝、奢侈浪费会让人看不起。同样的道理，我国中小学课本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也让不少人养成节约的良好习惯。我认识一位朋友，每次吃饭几乎都有“光盘”，问其原因，跟也小时候的教育有很大关系。现在城里孩子不少人根本没见过粮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更体会不到“粒粒皆辛苦”之难，更有一些教师传授学习就是为了挣大钱的错误观念。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无异会对未来孩子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其成年后陷入拜金主义和物质崇拜，把奢靡和铺张当作“成功”和“地位”。意大利目前还非常重视中小学生的学农劳动，在田间地头放置不少供中小学体验农业劳动的设施，让他们从小建立劳动观念，体会食物的来源，建立根深蒂固的“浪费可耻”观念。

其二是构建反浪费的社会习惯支柱，也就是在全社会建立一种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氛围。我国目前的浪费跟过去一些不良的传统习惯有很大关系，不少奢华的吃饭方式可能起源于过去的物质贫乏，比如请客吃饭宁“剩”勿“缺”，多点菜成为体现热情的方式，误以为桌上菜有剩余，才能显示热情；还比如时兴面子风气，追求阔气，讲排场， 吃一半扔一半，不浪费掉、挥霍掉，不大手大脚，就不风光、不体面，这样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改，就很难建立起真正文明、简朴、节约的饮食文化。如何刹住上述不正歪风，在全社会营造正常、健康的节约氛围，让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慢慢成为主流，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营造。

其三是构建反浪费的管制之剑，也就是要用法律法规对浪费进行进行惩罚约束。“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要让当事人付出代价，要令行禁止、毫不含糊。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在谈到粮食浪费严重话题的时候，表示制止浪费政府应该要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惩治和遏制浪费陋习。

其实不少国家对于公款消费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许多发达国家对公款开支都有严格的规定，并且进行公示，以此来约束浪费支出。比如几年前芬兰央行行长在一次公务接待的宴会上点了一盘20欧元的“鹅肝”菜，公示后这盘超标准的菜引起民众不满，行长最后不得不引咎辞职。目前我国对公款消费的规定太大而化之，导致虽然高喊“严禁”和“不准”，但由于没有详实的可操作性规定，最后演变成了一阵风 。

 还比如应该规定餐饮业必须给打包者提供便利，且不附加任何条件。其实不少餐饮业已这样做了，个体或者家庭外出吃饭，饭后打包很常见，但请客或者单位公款聚餐，打包都少见。所以还是应该有一些更具体的规定来约束公款消费问题。

其四是构建反浪费的组织支柱，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民间组织来持续推动反浪费。美国的禁酒运动很成功，白酒等消费大减，酗酒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也迅速下降，跟一个叫WCTU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民间组织持续多年的多方面推动密切相关。北京市目前也有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在积极推行反浪费，比如提倡：从我做起，今天不剩饭，在饭店就餐打包剩饭，“光盘”离开。据活动组织者介绍，未来他们将继续在不同城市开展这个公益活动。未来这样的民间组织越多，则反浪费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然，反浪费除了上述四大支柱之外，离不开大家“起而行之”。只有从我做起，敬畏粮食，避免浪费，才能真正建立节约性社会，彻底根除浪费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