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元旦前夕，革命老区阜平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探访贫困的第一站。阜平迎来了脱贫新机遇，河北各方及相关扶贫机构提供年均3亿元的扶贫资金，是阜平过去20年全部扶贫资金总和的1.5倍。尽管有了钱，但如何花却让当地官员“压力很大”。因为前些年“两种(核桃、大枣)两养(养羊、养牛)”“生态旅游”等项目都搞过，但也都失败了，“越扶越贫”。

　　无独有偶，温家宝曾三次到访的河北偏桥村也得到集中帮扶，一年中得到当地投资过亿、投资项目多达80余个，如今虽然村容村貌和“经济结构”有了巨大变化，但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不顺、致富“造血”不足的困境。

　　中央领导人的访贫问苦，对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垂范作用。但地方也要正确看待这样的探访，不能把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直接替换为对某些地方的扶贫工作的重视。一方面要警惕将过多的扶贫资源集中到少数地区，另一方面也要反思当前扶贫工作出现的，重短期轻长期、“重给钱轻制度”的倾向，在政府和社会扶贫资源的分配上，需要改变旧思维，探索新的扶贫理念和方法。

　　扶贫需要钱，但钱主要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应该明确，首先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提供等方面，比如，通过铺路修桥，缩短农民与市场的距离；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等。

　　无论是阜平还是偏桥村，一个共性问题即在于缺人才，很多项目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而失败。政府花了很多钱给村民买羊买牛，但最后要么是村民没技术牲畜病死，要么是市场周转不灵卖不出去。这些失败经验一再提示，扶贫要“富”贫苦地区的制度和环境、“富”农民的脑袋，而不是一时“富”了村民的口袋。

　　对一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或多数村民已经“移民”前往城镇的贫困区，要将扶贫和城镇化的进程结合起来，与其花很多钱在当地“扶贫”，还不如创造条件，让更多人进城，同时做好剩余人员的妥善安置。

　　此外，需要认识到的是，过去我国很多地方的扶贫成就，主要基于市场化的进程。因此，扶贫的基础制度建设，仍需要立足于市场条件来构建。

　　比如，可以探索贫困地区的产权制度建立。我国农村的贫民，最基本的资产就是土地，但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他们的资产很难资本化，由此直接制约了其脱贫的能力。有学者认为，穷人的资产一旦可以资本化，其发展能力将明显增强。能否在连片开发的贫困地区，率先推进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拥有物权化的土地？若能如此，恐怕带来的扶贫效果，要远比一次性的扶贫资源投入好得多。

　　要有效实现上亿人的反贫困，不仅需要加大扶贫的资源投入，更需要加大扶贫的基础制度投入。建立起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提高人力资本制度，就有可能带来可持续、稳定的扶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