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与华为对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地方,是所谓的“狼性文化”。其主要内容有几点:
第一是“危机文化”
十多年前,任正非以一篇“华为的冬天” 警醒了多少企业家?——“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第二是“勤奋文化”
“床垫文化”尤其著名。任正非说:“所有行业中,实业是最难做的,而所有实业中,电子信息产业是最艰险的;这种不幸还在于,面对这样的挑战,华为既没有背景可以依靠,也不拥有任何资源,因此华为人尤其是其领导者将注定为此操劳终生,要比他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泪水,经受更多的煎熬和折磨。”而华为员工更直接地表明,“华为的企业文化就是鼓励加班,因为华为必须尽量缩短工程周期,才能与国际巨头竞争。”
第三是“目标文化”
华为很早就立志做世界型公司,军人出身的任正非让华为保持了“目标导向”的文化,立志要在主流战场上与世界级公司一较高下。华为能够进入全球电信设备前三强,应当说,与华为始终如一、绝对不放弃的“目标文化”息息相关。
IBM是任正非很喜欢的公司,也曾经是华为的榜样之一。今年是IBM百年,一百年前的托马斯·约翰·沃森创立了IBM,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创业者老沃森经营IBM达42年,他的儿子小沃森又经营了15年,在这57年的时间里,IBM成功地从一家小公司发展成计算机行业的龙头企业。IBM 的历程与华为有不少相同之处,首先是创业者,任正非是经历过“大革命”的一代,按他的说法是因为“幼稚”闯入了最艰难的电信业,在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林立、政府关系主导的市场,华为的艰难可想而知。
IBM的创始人沃森30多岁时追随国家收银公司的老板帕特森,政府指控这家公司在销售中使用贿赂的手段,尽管沃森是清白的,但作为公司的重要人物,他还是被判了1.5万美元的罚款和3年监禁。两年后法院宣告沃森等人无罪,但这件事让沃森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发誓要做一家让世人尊敬的公司,要让员工受到尊重。如何做到?沃森推行了三种不同文化:
第一是“思考(Think)文化”
沃森是销售员出身,在当年这一职业很不受人尊敬,为此,沃森建立了IBM销售学校,他要求销售人员穿西装,每一名新进销售人员都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而在每一个车间与办公室,都写着两个金色大字:思考。在沃森的思维中,销售人员不受人尊重,是因为世人认为销售员都是没脑子的说客,所以,IBM的员工应当是一批会思考、懂得运用大脑来创造价值的员工。从此,“思考”就成为IBM文化的一部分,公司出版了一份员工杂志,起名《Think》;许多员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封面上都印有“Think”。IBM著名的笔记本电脑品牌“Thinkpad”便是从此而来。
第二是“尊重个人与客户的文化”
老沃森曾提出IBM的三项宗旨:一、必须尊重每一个人;二、必须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三、所有的工作都应该追求最卓越的成绩。其中,尊重个人是最基本的原则,IBM鼓励全体员工以公司及他们自己的身份为骄傲,这种对个人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强调员工的思考与尊重员工的意见。IBM强调,当员工在做出正确的决策时,并不是因为他们被要求做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半个世纪后的1980年代,日本人在制造业上超过了美国人,美国掀起了学习所谓“日本式管理”的浪潮,但很多美国人却惊奇地发现日本人的管理经验原来完全来自IBM的沃森,在丰田的车间,直到今天仍然挂着大大的标语“好主意,好产品”,丰田管理中的核心“改善”,便是强调员工的思考是解决企业问题最重要的源泉。
中西方文化对比中,一直有一个极大的争论,那就是“集体导向”与“个人导向”之间的争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为“狼性文化”似乎更像是强调“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东方式人治管理,IBM文化更像是强调“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基础”的西方式法治管理。国情不同,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特别是中国企业在强大的跨国公司的压迫下,华为模式应当说提供了很多的经验与启发,在这个意义上,任正非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级人物可以说“名副其实”。
但历史不是一天写就的,有时候,过于强调短期的成功可能会牺牲更大的未来。最近我读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写的一段话,就很有启发,他说,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人对我说:“我所面临的情形不同,这个国家很独特。”这样的话几乎总是错的:在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国家实现进步的经验是普遍适用的。我觉得这段话对华为模式下的“任正非精神”是一个重大的提醒,不错,中国是很特殊,中国企业也的确需要通过独创性来完成业绩的强大。但有时候我们过于强调中国文化中“愚公移山”的一面,另一面就会带来强大的“人格依赖”的巨大成本,而这种成本终将会通过企业治理结构,以及组织内耗的方式,让企业的业绩大厦基石不稳,造成“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再次发生。
正是在这一点上,IBM文化中强调个人尊严与人格独立的“思考文化”,强调客户价值的市场文化,也许更具有“普世价值”,也值得华为任正非等中国优秀企业家深思。海尔“终身免费的服务文化”难以持续的原因说明,中国国情只是国际惯例的一个载体,最后胜利的大多是国际惯例,而不是中国国情。道理很简单,国际惯例背后大多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要提醒自己注意,那些过于强调中国国情“独特性”的经验,大多不过是把某些局部经验推广到绝对真理的“小品”。而过于强调“国情独特性”的企业家,也不妨问问自己,哪些是基于“伟大公司”的探索,哪些又是源于“伟大自己”的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