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IBM首先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以来,以智慧城市为代表的科技概念,向人们描绘了科技未来的强大魅力,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优化整合城市各类资源,再融合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城市和城市里冷冰冰的物件都变得智慧起来。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无处不在,将这些创新点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智慧产业组合成庞大的智慧经济。
在我看来,智慧经济是数字经济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或者说层次。IBM所提出的智慧地球以及后来业界形成的智慧城市、智慧园区乃至各种智慧产业的解决方案,无一不是要依赖不断发展中的各种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而反观我国各地政府近十年以智慧的名义所建设众多系统,虽然投入了巨大资金,也用到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工具,可是相当数量的项目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根据笔者的相关工作经验和观察,很多所谓智慧项目开始建设之前并没有明确为什么,也没有认真规划要做什么,建设方案只是罗列了要采购一大堆数字技术装备,有些地方在财政收入有限,公务员和教师工资发放都困难的情况下,却花几千万上亿建设什么大数据云平台,建成后却不知道给谁用和怎么用,一天也没有对公众开放过,主管领导甚至让保安把入口都钉死了,这些昂贵数字资产刚建成就这样无限期地封存“保护”起来了。这些严重名不符实的智慧化项目沦为了瓜分财政资金的数字化蛋糕,对于提供产品和技术供给的数字技术厂商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可以多卖设备,至于是不是都用得上,用得好,他们是不关心的。这些项目所产生的GDP不但无法成为智慧经济的一部分,甚至对于发展数字经济来说也是饮鸠止渴的毒药,这种业绩越大越反动,如果把这些大投入和零效果的项目都如实公布出来,老百姓不气炸了才怪呢!
由此看来,今天我们只强调片面的数字经济GDP的增长规模,而不强调其智慧经济的内涵品质要求,不但不能有效完成我国推动高质量增长的战略目标,甚至很可能演变成为一场新的浮夸风盛行的数字化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和负面冲击!那么,什么是智慧经济呢?一句话,它是在物质资本和技术要素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劳动者的智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也曾经被称呼为知识经济,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发布的报告中对知识经济是这样定义的: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技术高度渗透经济活动方方面面的历史阶段,知识正以数据驱动和数据应用为主要方式和形态发挥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价值,但是如前所述,笔者并不认为数字化技术自身就等于或者能完全代表智慧经济,先进技术只是生产工具,即使在人工智能淘汰人类工作岗位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更加要强调的是人的思想与智慧与这些技术工具的融合运用,人的思想还是“智慧经济”的核心和创造价值的根本。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本质与灵魂的智慧经济还是靠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而形成的创新驱动型经济,智慧经济为创新赋予新的含义,在数字经济时代,无创意即无真正的创新,无创新也无真正的创业(形成新商业模式),无创业也就无企业在数字经济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
政府主导推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必要的,但这些基础设施只是扮演了舞台或者高速公路的角色,如果舞台上没有演员的表演,公路上没有跑车,这些基础设施也就没有作用了,如果说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大戏,只有舞台没有演员甚至没有剧本毫无疑问是不可接受的,而政府同时扮演了这场大戏的舞台建设者和总导演角色,既要考虑舞台也要考虑剧本就显得责无旁贷了,当然唱戏应该交给企业和老百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互联网+知识经济生产条件下,消费者越来越多把自己的想法和创意融入到所需要商品的创造和制造过程之中,可以说发挥自身创意高度参与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生产创造活动也将成为广大老百姓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刚性需求,创造性劳动普遍成为人类第一需求的共产主义预言也能在智慧经济发展中看到一些端倪。
智慧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互联网+数字化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一种知识经济增长新方式上升为新常态,要怎样把我国经济推动到智慧经济形态呢?这里可能引发一个话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指出了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为什么政府还要在智慧经济中还要扮演总导演和舞台建设者这么主导的角色?这恰恰是中国国情对于政府在中国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无须讳言,这么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所取得的,这样一种国民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并不可能在短时间消除,尽管近几年已经掀起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而我国的国民素质和绝大部分企业的发展水平和智慧经济的创新驱动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如果没有高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数据资源通过互联网的自由流动,个人或者单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并无法形成推动智慧经济发展的社会合力,这并不是简单丢给市场可以解决的,而互联网企业由于其私利性本质,也不可能在大数据资源层面做大公无私的公益行为,大数据自身并不能有效消除科斯(Ronald H. Coase)在1937年就已经指出的自由市场所存在的交易成本。事实上,今天双创中所依赖的大量环境性和公众性大数据资源也只有政府有能力完成大规模的采集和治理,政府数据代表了市场化数据非常稀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没有公信力的数据资源是不可能得到市场主体的广泛的接受和认可的,基于大数据的多方协作也就难以高效进行,也就无法真正激发广大市场主体开展创新创业的活力和潜力。
从这个意义上,当前的数字政府建设工作对于智慧经济来说是奠基性的,数字政府建设和运营的大量的数据资源和与之配套的技术手段,是智慧经济创新驱动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活动的舞台,与数据政府建设同步的还有这些政府公共数字资产的技术开源和数据开放工作,这些动用公共财政建设的数字资产,本质上也应该是全民所有的,排除小部分出于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原因,大部分数字政府投资建设成果的技术开源和数据开放,是这些数字资产全民所有的直接体现。
而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政府建设让广大企业看到政府对创新与变革鲜明态度,也必然掀起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投入创新创业的新高潮,政府自己行动起来做出表率写好数字方案的剧本,才能做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大戏的总导演。
(本稿完成与2019年4月13日,如需引用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