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有管理和没管理的区别就是快和慢。管理是研究效率的,有管理的公司效率高、产品质量好。我常说,企业经营的好坏是由管理决定的。战略是把握方向的,一个决策的对错是由战略决定的。在战略之后有一个词叫方向,在方向之后有一个词叫选择。选择就是一种战略,选对了方向,战略就是对的。
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跑去深圳做事叫方向性正确,现在你再跑到深圳去就叫方向性错误。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政策到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打工到深圳,产品到深圳,市场到深圳,到处是机会。现在正是深圳的资源朝全国释放的时候。
做事的水平和赚钱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能埋着头做事,还要审时度势。我认识一个中医专家,他是北京一个著名医院的院长,他家是世代中医。他说中医治病,很多病起作用的就是一个穴位。但是如果治一种病他每次都诊治一个穴位,那么跟他学的人很快就学会了。时间长了,病人自己可能都学会了。要是病人都回家自己弄个针来灸,那医生就饿死了。逼得他没办法,他就在关键穴位的旁边针十个穴位,这样就没人能搞清到底是哪个穴位在起作用,也就没人能够偷师。为什么很多行当都有入室弟子?就是因为只有到师父快死的时候,才能告诉你到底哪一个穴位有用。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有些时候人要学会辨别。师父不告诉你,你自己要学会辨别那个起作用的穴位。做企业也是如此,大的方向人人看得到,但是决定你企业未来的那个方向就要靠你自己来甄别和判断。
战略主要是研究两个字:趋势。一个好的企业要明白当今社会发展有三大趋势:第一个趋势叫宏观趋势,第二个趋势叫行业趋势,第三个趋势叫阶段趋势。
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90年代慢慢做大?因为他有宏观趋势做保障。当时大家要打电话,就需要手机。有了手机,就要有交换机。因为中国人没钱,所以就需要便宜的交换机。这个时候任正非就把西方的技术“偷师”过来做模仿。这个“偷师”用个标准的词叫“逆向开发”。把一个完整的商品拆了研究一下,研究明白了再用你自己的方法把它组装起来,就叫逆向开发。
做企业一定要把握趋势,把握趋势你才能赚大钱。深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这就叫趋势,香港有被边缘化的现象,这就叫趋势。这么说,并不是说企业不能在深圳发展了。20世纪80年代,来深圳做企业是因为那个时候深圳有大量的廉价资源。现在,深圳最大的优势是有比较成熟的市场运作体系,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有比较好的国内外的通路。在深圳做企业,一定要学会向内陆服务。实际上深圳的企业现在处在一个逆向输送的阶段,就是应该用前三十年时间在深圳积累的财富,去反哺内地。
现在很多人还傻乎乎地到香港去发展。香港靠三样东西支撑,第一样是它有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第二是它有港口和物流;第三是它有比较自由的制度。但是这三样东西的成本都特别高,人工成本高,住宅成本高,生活成本高,所以它就相当于堰塞湖,用大坝垒起来,非常危险。大家知不知道上海自贸区下一步要干什么吗?我的理解就是要干这三件事。所以将来上海不是建一个香港,而是建一个东方新世界。
深圳离香港近,所以深圳不会有更好的政策。按道理说,深圳应该和香港一样,变成金融自由、物流自由、政策自由的城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大坝开了一个口,香港这个高原湖一下就掉下来了。以前深圳是借了香港的优势发展起来的,现在也会因香港的劣势而受到制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句话,叫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四大报告提“基础性作用”),这个提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一直说计划经济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原来是政府主导,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现在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政府要淡出经济的主导角色,要变成服务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企业要真正作为主人出现了,中国的市场化真正开始了。
在这种宏观经济下,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将会越来越多。这个宏观趋势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一个号角,公务员的社会地位从顶峰开始下降,就会出现新一轮的官员下海浪潮,而企业都在逐渐转向完全市场化,包括国企。中国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个变革是未来十年中国最后一次产生富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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