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是低廉的要素.外国的技术与制度的改进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人鼓吹，这是中国奇迹。其实仔细琢磨，这是改革开放条件下计划的解除和市场的恢复，而这一过程无不印证了市场经济才是走向繁荣的最大推动力这一普遍的真理。也就是说，把老百姓从计划经济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并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发财致富，才真正算是找到了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健康发展的奥秘。当然，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巩固很不完善，必须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两方面加以有效跟进，而不是沾沾自喜已有成就，大搞什么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国模式。要知道，当下的双轨制经济模式，既无效率，又无公平，实实在在是一种最糟糕的经济模式，最切实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允许的最短时间内结束这种过渡状态，实现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才是明智的万全之策和慎重抉择，并最终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务必要牢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改革开放伟大道路，中国才能繁荣昌盛，跻身现代化国家之列。

    现在，要素成本越来越高，技术引进越来越困难，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制度的改进，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桎梏一一加以解除，才是持续发展的硬道理。否则，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而不能自拔。正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以往那么快了，我们才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动真心思下苦功夫，这样一来，既提高效率，又彰显公平，从而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更高阶段上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当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看效率和公平，而不是经济增长。而且，为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往往会不讲效率，破坏公平，长期下去，会犯颠覆性错误。更进一步讲，宁愿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也要提高效率，彰显公平。过去，一直喊改革，喊转型，喊调整，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因为让位于粗放的经济增长了。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最大问题是计划经济的遗留迟迟得不到清除。譬如，集体农地，垄断经营，权力寻租，等等。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难以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是政府权力缺乏约束监督，并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这两点，但问题是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去践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讲“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九十年代，讲“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从2013年开始，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高阶段。总体看，有一些进步，但略显缓慢。记得，张永生先生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一文中指出，经济绩效好坏的关键，取决于个体是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取决于是否有一套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和控制政府权力的宪政规则。可以说，我完全认同这一观点。更进一步讲，眼幕脚下既是深水区，又是攻坚阶段，更是战略机遇期，不能等待，不能走错，不能大意，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正兑现人人得以幸福自由的中国梦。

    最近，吴敬琏老先生在清华的演讲中谈到了三方面的问题，极为恳切，在文章末尾我把它摘录到这里，供大家思考。

    第一，这种过渡性经济的特点就是它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有一个此涨彼消，还是此消彼涨的问题。是哪一个因素在成长，哪一个因素在消亡。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治经济的遗产逐渐的被消除。政府从它不应该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以法治为基础的，或者说以法治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没有能够得到成长，没有能够得到发扬。而旧的体制的遗产变的越来越强势，就会造成一种情况，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所主导的那么一种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可能性的前途。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它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第二，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模式。这个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增长模式，在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要求转型，要求从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的匮乏变的越来越严重，环境的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变的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

第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问题从80年代的后期，那时候因为存在着双轨制，也就是说存在着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于是就表现出了官倒。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的。出现了有权力背景的，利用双轨制，出现了官倒现象。80年代后期官倒现象已经开始露了头。到了二十一世纪，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二十一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我们的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得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利用这个土地和用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这个资金投入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因为政府手里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的非常的大。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就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的越来越庞大，所以腐败的问题也变的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出现了普遍的买官卖官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寻租腐败活动一直侵入到党政军系统内区域体制中，造成了大众的严重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