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专门学习读书，已经快整整三十五年了，而其中真正专门独立做经济研究也快整整十五年了。上大学之前，志向未明，大多时候父母和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即便偶尔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表达也不是特别强烈和坚持，最终被紧张的学校升级节奏给淹没了。在大学期间，由于自由阅读的机会多，空间也大，同时效率更高，逐渐独立意识增强，志向随之得以确立。那个阶段，尤其是先后读了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以及冯衣北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书后，第一次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当时仅仅是知道而已，并没有去深刻体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里面所包含的轻重，尽管自己的潜意识中已经有了这个种子在发芽，而距离真正结果尚需时日。当然，我为什么2001年大学毕业后放弃高中物理教师的铁饭碗，梦想成为经济学家，就是因为自己想给自己寻求一个自由表达思想的平台，通过自由思考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本质上讲，这个自由思考至少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个前奏或源头。经过多年闭门读书的积累，2009年9月开始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可以说，随后这三五年，能够在读书写作或经济研究上花开满枝，硕果累累，不能不说不得不说得益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干扰或波动，但是贯穿其中的红线仍然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进一步讲，我为什么在2014年退出研究院，第二次放弃正式工作职位呢？就是为了更好实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不是为了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不会两次自砸饭碗，从事独立经济研究，而恰恰只有独立经济研究，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格局下，才能勉强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于什么国家研究机构，包括研究所，中心，大学等等，不是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存在，而是真正要实现依然有相当的难度。可能，有人会说我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一直是政治主帅经济副帅。而且，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固守的传统，难以做出决定性的改变。在人大经济论坛有许多网友对我非常不理解，甚至产生很深的误解，天真地判定我为啃老族，群起而攻之，不亦乐乎。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大学毕业闭门读书以后，是长期专门搞独立研究，几乎没有参加任何体力劳动，经济上确实需要家庭的资助，所以我不可能做到问心无愧。当然，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批评的原因。实话实说，在中国搞独立研究，至少是被歧视，甚至被排斥，收入来源极为有限，也就可以理解了。再一个，他们认为，发表论文不可或缺，甚至代表一切，而我只是习惯喜欢写短评，所以老是批评我，而且很用心。殊不知，专著也好，论文也好，短评也好，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谁习惯喜欢哪一个，就采用哪一个，谁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展，只要思想清晰，逻辑严谨，不必拘泥于形式。试想，在厨房里，菜刀，铁铲，擀面杖，各有各的用处，一定要把菜刀变成铁铲，或者把铁铲变成擀面杖，岂不可笑吗？马克思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那么，我最看重什么？坚守什么？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毫无疑问，我最看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守的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此同时最可贵的地方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宁愿吃尽苦头，遭受冷嘲热讽，甚至背上为子不孝的骂名。在一定程度上讲，我宁愿没有高官厚禄，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大楼美妻，但是不能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一次实话实说，我并不那么反感，甚至怨恨网友们的各种批评。过去这三五年里，与我有过深入交流的网友已经很多很多。正是他们的热情关注，认真参与，以及诸多批评，在相当大程度上教育了我，改造了我，以及提升了我。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闭门读书的书呆子，只是在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可是现实中，在他们的大力帮衬下，我已经成长为一位思想活跃的智者，在用两只眼睛放眼看世界的同时，用一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笔在为天下老百姓的整体利益的尽早实现而呐喊着，奋斗着，追求着。也许，我这样做，有点盲目自信，甚至过于狂妄，但是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答案很简单，做总比不做强，那就做，行动就有力量，为了中国明天更美好，我作为一只蜡烛，要尽情燃烧，哪怕只是一瞬间光亮，在历史长河中。当然，我努力做独立经济学家，有独有的艰难。而且，如上所述，大多时候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很深。但是，我不会气馁，艰难也罢，误解也罢，都是时代造成的，都是正常的，暂时的，随着时代的前进，会逐渐消解，甚至赢得普遍认可。毫不回避地说，我坚信，新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既是国际潮流，又是历史大势，更是民心所向，谁也阻拦不了。
        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是首创。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一文中讲，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他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现转录如下。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有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在我苗实的记忆中，前总理温家宝老先生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的国家最高级别领导人了，仔细琢磨，相当难能可贵。根据《武汉日报》的报道，2012年5月19日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看望师生，参观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后，并在该校作了长达50分钟的即兴演讲。他说，1960年，我在校期间，很热爱地质课程，除书本外，还曾钻研过河流走势变化和力学原理，还有北方磷矿成因。在工作之后，我还自己研究地质力学。作为科学工作者，思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是禁锢和封闭的，要只承认规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最宝贵的。在母校的学习，使我养成了从不迷信权威的习惯，遇事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通过自己，探寻追求真理的脚步。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给我的。现在，许多老师、同学也是这样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处在变化中，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要不断地探索，这才是科学精神。今天，我们学校登山队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质工作也会登上高峰，母校又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参加地质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连山工作，常常是带一个馒头，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捡起来，在山上烤馒头吃；没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参加工作后，生活条件艰苦，恶劣环境下，告诫自己，人要有愿意吃苦、而毫无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跟大家讲这些，我是想说，吃苦可以锻炼人，不仅磨练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个人的精神。对于任何工作，能担起来就勇敢的担起来，不怕任何困难，甘受任何打击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难丢给别人。这种精神也是母校给我的。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炕，利用这样的机会了解群众，认识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品质。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一方面推进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目标。